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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武:破解阶层凝固化,香港未来大可期 |《财经》特稿

2019-12-02 12:11:06   人气:3610

维护“一国两制”是恢复香港社会信心的起点。香港经济要恢复活力,必须从立法和行政的角度容许和鼓励竞争,打破垄断模式,放宽社会阶层结构,让家庭背景不再是创业致富的通行证,更不用说政府官员了。这将给基层带来希望,也为经济打开了道路。

(2019年7月5日,游客参观香港的“天空100”观景台。照片/新华社)

温|《财经》记者王燕春

编辑|苏琪

“一国两制”和“港人治港”是香港的基本颜色。香港在一九九七年回归中国,正好符合“一国两制”的制度架构。香港原有的经济和社会制度没有改变,生活方式没有改变,法律框架没有改变,司法独立和终审权得到尊重。

香港大学亚洲全球研究所所长、耶鲁大学管理学院前金融经济学终身教授冯西施教授陈志武认为,“一国两制”的实践不仅保留了香港原有的制度和生活方式,也为香港未来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中国正在推进粤港澳和海湾地区的建设。香港与内地之间人员、货物、资本、信息等要素的有效流动,需要“一国两制”作为保证。如果不继续坚持“一国两制”,香港的独特优势将不复存在,其作为“超级接触”桥梁的作用也将不复存在。「结束两种制度相当于结束香港几乎所有的优势。这相当于结束海湾地区计划的基本含义。香港将不再是香港。”

香港阶层固化带来的社会隐患值得关注。由于香港的阶层趋于巩固,一方面,富裕阶层形成了密切的利益集团;另一方面,普通人的晋升途径是僵化的。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没有希望改变自己的命运,这扼杀了创新精神,使香港经济缺乏活力,步入衰退之路。

2017年,香港的基尼系数达到0.539,接近世界最高的0.6级线。2018年,香港百万富翁人数将达到511,000人,约占香港总人口的9%。香港前10名百万富翁的总资产相当于香港国内生产总值的35%,在所有国家和地区排名第一。

香港纪录片《贫富之战》(The Battle of the Poor and Rich)展示了香港贫富差距造成的阶级固化。

香港回归后,几届政府也试图改变这种局面。为了提高香港的竞争力,香港政府一方面增加土地和房屋供应,解决高房价问题;另一方面,增加对教育和科技的投资,为香港未来的经济转型寻找新的动力。然而,由于多种因素,改革的尝试失败了,改革的阻碍进一步加剧了香港的困境,也在社会上积累了怨恨和敌意。

如何疏通老百姓的上升通道,打破地层固化?香港的经济和金融前景如何?近日,《财经》记者采访了耶鲁大学管理学院终身金融经济学教授兼经济学家陈志武。他从香港的经济结构、资本和金融优势等方面分析了香港未来的出路。

(香港大学亚洲全球研究所所长陈志武和耶鲁大学前金融经济学教授冯教授。图/ic)

财经:香港回归已经22年了。过去20多年来,香港的发展经历了一些变化,但很多都没有改变。你认为香港在过去22年中的变化和不变吗?

陈志武:在过去的22年里,香港和大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陆经济规模翻了一番,深圳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香港200亿元。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时,其经济规模比深圳高出约45%。今天,这两个城市的相对位置颠倒了。这10%是每个人都注意到的。

然而,许多方面没有改变。例如,香港的人均收入继续高于深圳、上海和北京。虽然深圳的经济规模超过香港,但深圳的常住人口超过2000万,而香港的常住人口不到1000万。因此,香港的人均财富更高。香港的法治是可靠的,司法是中立的。香港是亚洲最大的国际金融中心。英语是第二官方语言。这是一个真正的融合了中西文化的国际化大都市。成千上万的外国人一年到头都把香港当成他们的家。许多国家的公民可以自由进出香港。自“一国两制”政策实施以来,这些情况没有改变。香港社会秩序井然,犯罪率仍然偏低,预期寿命是世界上最高的,超过了日本和美国,并继续吸引世界。

财经:从香港的历史来看,它有过几次腾飞的机会。第一次是在20世纪50年代。大陆解放后,上海、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的资本和人才,以及中华民国的幸存者和人才,都来到了香港,给香港带来了第一次腾飞的机会。第二次是在越南战争期间,美国支持亚洲的四小龙,而香港的经济是由制造业带动的。第三是内地的改革开放,使香港成为外界进入中国内地的唯一窗口,香港全面腾飞。目前,粤港澳台湾地区是香港的第四次机会吗?

陈志武:作为中国和世界之间的桥梁,香港的角色将会而且应该继续。“一国两制”不仅对香港有利,对内地经济更有利。过去,许多人问我,“为什么1978年后,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如此之快,而印度却不能?”我说,因为印度没有属于印度人的“香港”。自1947年独立以来,印度也加强了政府对其经济的控制。它在计划经济和国有企业中占有相当大的份额。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在竞争的压力下,印度也开始了市场化和开放改革,但收效甚微。1980年,印度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几乎是中国的两倍。到1991年,两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一样的,但现在只有中国的一半左右。他们苦于缺乏一个自由经济和一个类似香港的自由港来为他们提供便利。

中国更幸运的是,香港是大陆随时可以利用的桥梁。别说别的了。多年来,印度人在美国大公司中表现非常好。微软、谷歌和其他高科技公司以及花旗集团等华尔街公司都有许多印度首席执行官。我在耶鲁大学的许多同事是印度人,许多其他著名的美国大学也是印度教授。然而,他们不会回印度帮助发展。然而,许多在美国取得成功的中国人在上世纪90年代回到香港为国家建设服务。后来,一些人搬回中国,一些人留在香港为国家服务。换句话说,只有在香港,西方成功的中国人才能轻松地把他们的资本、技术甚至人力资本带回中国,为过去40年的改革开放作出贡献,而印度人至今仍未能做到这一点。

香港为何如此重要?由于内地机构、外资公司和境内外投资者都相信香港司法程序的公平性,各方在签订投资合同和贸易合同时,均可接受香港作为争议的仲裁地,这对跨境投资和贸易至关重要。例如,2018年,中国年对外直接投资接近1200亿美元,其中900亿美元通过香港进入中国,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75%以上。这是印度无法享受的优势。

当然,近年来推进的粤港澳及海湾地区计划能给香港带来新的机遇,是一件好事。不过,从香港人的角度来看,这项计划可能对深圳、东莞等内地城市有更大的帮助,但对他们的影响有限,因为如果这项计划全面实施,可以进一步让深圳、香港等内地城市利用香港作为桥梁,实现新的起飞。具体表现是香港可以提供风险投资、上市渠道、贸易渠道、法律服务和审计服务等传统优势。然而,由于香港的房屋、租金、写字楼及劳工价格高,空间小,大湾区的规划并不能令香港青年人在本地创业致富。即使他们有技术和资金,他们也只能去深圳和其他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

因此,根据海湾地区计划,很难从根本上改变香港的本地商业和就业前景。当然,这一计划为香港的富人和高端人才带来了新的机遇,使他们更容易在深圳等内地城市投资,享受这一计划带来的机遇,但对普通香港人的影响相对有限。

《财经》:11个城市将被整合成一个面积为5.6平方公里、人口为7000万的特大城市。根据汇丰银行的预测,每年将创造1.5万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2%,大致相当于韩国整体的经济产出。香港将来会在这个区域一体化中扮演甚么角色?

陈志武:过去40年来,香港在珠江三角洲和整个中国经济中发挥了积极和关键的作用,香港在法治和国际大都市方面的优势依然存在,因此实施大海湾地区一体化计划无疑是一个好举措。例如,有许多外国人在香港生活了很长时间。过去的英国先例在香港仍然具有法律效力,这对于内地城市来说是难以实现的。因此,这些资源的整合可以继续为珠江三角洲和中国经济做出贡献。

如上所述,如果这项计划得以实施,将会为内地经济带来比香港更大的利益。此外,“一国两制”不仅是保持香港优势的必要条件,也限制了这些项目对香港的附加价值。在“一国两制”下,香港和内地的法律和司法制度必须分开。货币体系、经济和金融政策体系、劳动力市场和金融体系必须独立,政治体系当然也必须不同。因此,即使在海湾地区的一体化规划下,双方也只能是资本、货物和技术的更自由流动,而不是全面一体化。否则,这将是“一国一制”,消除香港的独特优势和“超级联系”的桥梁作用。

这也是海湾地区的一体化水平甚至不如欧盟欧元区所达到的水平高的原因,因为欧盟至少拥有欧洲央行(European Central Bank)、统一货币、一定范围的财政一体化以及欧洲议会的统一立法等。因此,我们必须注意,结束两种制度,相当于结束香港几乎所有的优势和大湾区计划的基本意义。香港将不再是香港。

财经:中央政府在上海的邻近港口建立了一个119平方公里的自由贸易区。它计划到2035年实现1万亿元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否表示上海会重建一个“香港”。香港仍然是世界上的“自由港”吗?它的区位优势将来会被取代吗?

陈志武:在上海建立自由贸易区非常好。我希望它能尽快实施。当然,最好让整个国家成为自由贸易区,这将使中国经济再次腾飞。

我希望看到上海FTZ成为另一个“香港”,但据我所知,这个愿望很难实现。举例来说,如前所述,香港成为香港的核心原因之一,在于法治传统和司法中立,使控方和被告均可信任。为确保司法公正和独立,香港终审法院设有一名首席法官、三名常任法官和18名非常任法官,其中首席法官和常任法官是香港居民,而大多数非常任法官是居住在英联邦判例法国家的外国法官。终审法院应要求审理具体案件,但通常不在香港。根据规则,每个具体的终审案件由五名法官组成的合议庭审理:首席法官、三名常任法官和一名非常任法官。这种司法制度设计是其他国家的政府、企业和个人对香港法治充满信心的重要原因。它也是香港成为中国和世界之间桥梁,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自由港”的基础。很难想象上海或该国其他地区能做到这一点,而其他国家也很难做到。因此,只要“一国两制”能够继续维持,我认为香港无须担心会被上海或其他城市取代。当然,只要中国经济规模庞大并持续增长,大势所趋,上海和香港之间没有“生死攸关”的竞争,两个城市就可以共存共荣。特别是,香港太小,不需要增长太多,也负担不起。

“财经”:北京与香港在2003年制定了《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使香港成为“超级联系”。然而,一些专家认为,《安排》实际上“干预”了香港自身内生力量的发展,使香港“被宠坏”。你怎么想呢?

陈志武:这是一个充满误解的地方。如前所述,在“一国两制”的理念下,最能做到的是资本、货物和技术的更自由流动,甚至劳动力的跨境流动也难以更自由。因此,《安排》和《粤港澳台湾湾地区计划》都不应改变“一国两制”的底线,因而难以实质改变香港。然而,在《安排》之前,深圳与香港之间的资本、货物和技术流动相当顺畅。cepa和其他计划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香港的形势,至少从香港人的角度来看是这样。

因此,虽然《安排》和其他国内措施的原意是帮助香港整个社会,但实际效果可能是“宠坏”香港的富人,给他们更多更好的机会投资内地城市,例如珠江三角洲,但并没有直接影响香港市民。相反,它扩大了香港的贫富差距,缩小了年轻人向上的道路,并导致更多的不满。当然,这些计划已惠及珠江三角洲等内地城市,使它们能够更好地利用香港的优势发展经济。我希望大湾区计划不会重复这样的结果。

财经:回归后的头十年,香港的年平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保持在6%以上。从2009年到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减半,至2.5%左右。过去两年,由于中美贸易摩擦、汇率波动等外部不稳定因素,香港今年第一季度的增长率仅为0.6%。你对香港逐渐的经济衰退有什么看法?

陈志武:香港经济面临许多挑战,其中之一肯定与中国更大的开放程度有关。如果北京和上海越来越对外开放,司法中立和公正被国内外公司接受,那么越来越多的跨境资本业务和跨境贸易业务可能会绕过香港。当然,正如我刚才所说,香港只有750万人口。它不需要主宰中国的所有跨境资本和商业业务。这足以获得中国庞大经济的一些业务。

香港内部有很多问题,特别是香港的社会阶层结构过于固化,跨阶层流动的空间过于狭窄。例如,看看今天大家都熟悉的香港公司和品牌,只不过是汇丰银行、渣打银行、国泰航空、长江实业、嘉里集团、太古集团、怡和集团等老字号。这些都是几十年前遗留下来的“旧香港”。没有新的大公司。这告诉你,这个社会的“钱”早已掌握在少数贵族家庭手中,基层只能继续在基层工作。cepa和前面提到的其他计划加强了香港“富者更富”的程度。

为什么会这样?据我所知,一方面,原因是在这个社会赚钱的机会被少数贵族家庭牢牢垄断。例如,中环和金钟的房地产由怡和、太古和长江等控股。其他人不可能买它们。在其他有利可图的行业,甚至梅赛德斯-奔驰、宝马、大众、丰田等品牌的汽车经销商都被一家公司垄断,这样你就没有机会加入竞争,垄断利润完全归现有所有者所有。房地产业也受到一些寡头的控制,他们故意限制土地供应,并将房价和租金保持在高水平。在香港注册一家公司真的很容易,但是在你注册一家新公司之后,几乎只有那些在竞争中没有钱赚的行业或者只有那些努力工作的行业对你开放。

例如,你可以开一家餐馆,不仅香港的餐饮业竞争激烈,而且一旦你的餐馆成功,拥有你的餐馆的老板会立即增加租金,迫使你在微利和挤兑之间作出选择。如果所有有利可图的行业被垄断的情况不改变,香港今天和将来很难再有李嘉诚,经济增长活力和破坏性创造也很难出现。

第二,香港的社会结构已经巩固。这种垄断模式难以打破的原因是香港人口少。因此,商界、政界、学术界和社会精英几乎是朋友,即使他们不是血亲,他们也会成为亲家,互相照顾和保护。特别是,香港的精英社会通过独家私人俱乐部和会所运作。如果你不能进入这些俱乐部,你就不能进入精英阶层。如果你不能被精英阶层认可,你将几乎没有机会获得赚钱的特权。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私人会所不仅是社交场所,也是巩固香港社会阶层的有形场所。

香港已开发的土地不到25%,只有6.9%是住宅用地。几个特殊的首都试图增加房地产土地的供应和扩大廉租房的数量。最后,很难做出任何实质性的改进,因为所有掌权的官员都来自精英阶层,都是同一私人俱乐部的成员。

因此,香港经济要重获活力,必须从立法和行政的角度容许和鼓励竞争,打破垄断模式,放宽社会阶层结构,让家庭背景不再是创业致富的通行证,更不用说当官员了。这将给基层带来希望,也为经济打开了道路。

“财经”:香港经历了一个工业支持实体经济、支持数百万香港人的时代。但随后制造业逐渐减弱。经过深思熟虑,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提出了一项名为“建立全面的‘再工业化’政策体系”的议案进行辩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希望通过引进和发展适合香港的高端制造业,巩固香港的经济基础,促进产业多元化。你认为沉睡多年的香港制造业真的有前途吗?

陈志武:那些香港经济“再工业化”的梦想实际上只是梦想,与香港的现实相去甚远。我知道很多香港人,包括给香港提建议的内地人,都喜欢跟随潮流。当人们谈论高端制造业、人工智能、生物工程等高科技课题时,他们也喊“香港也要”,忘记了这些不可能是香港的优势。

地价、租金和劳动力成本比内地高得多,这使得创业变得困难。此外,中国大陆每年有14亿多人口,2600多所大学,800多万大学生毕业。他们大多数人专攻科学和工程。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供应几乎超过需求。在香港,只有22所高等院校可以授予学位,每年只有大约5万名本科和专科学生毕业,主要是文科和商科。因此,他们不能在科技人才的供应上与内地竞争。当然,很多人说“香港可以选择性地集中在一些高科技领域”。然而,挑战在于:香港的研究经费无法与内地相比,香港也没有工业制造业。即使大学培养高级工程师,也不能为他们提供就业机会。与科技教育和研究相关的就业链和产业链不在香港,政府官员“再工业化”和“高科技”的香港梦想难以实现。

事实上,香港有750万人口。香港经济并不需要各行各业都做。麻雀虽小,但不需要装备齐全。瑞士也是一个小国。其金融部门是中流砥柱。它赶不上“再工业化”和高科技。它也是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全球化意味着产业链在不同国家之间分工。因为这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不是每个社会都必须做任何事情,而是根据自己的竞争优势做一些事情,不做任何事情。香港应把重点放在金融业及其相关服务、房地产、旅游和商业上,充分发挥其法律优势。

“财经”:随着中国在世界上建立自由贸易协定和在中国建立自由贸易区,香港的传统优势——自由贸易、投资和金融——逐渐变得越来越不明显。香港目前正面临独特而严峻的挑战。制造业的转移导致了“空心化”。科技创新缺乏跟进,过度依赖金融和房地产,以及经济转型动力不足,都需要香港寻求解决办法。你有什么建议吗?

陈志武: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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